广东:吴德峰：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建人

本篇文章6004字，读完约15分钟

吴德峰( 1896—1976 )，湖北省保康县人，1924年经董必武、陈郯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隐蔽阵线的重要领导。 新中国成立前，担任中央秘书处外口交通科科长、中央交通局局长、国家政治防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省分局局长、红二、六军团政治防卫局局长、中央对外联络局局长、晋察冀中央局敌军实务部部长等职务。 王震等人评价说:“德峰同志是共产主义革命家，沧海越是横流，就越显示出他的英雄本色。”

在上海秘密交通

革命战争年代，党内秘密交通是特殊的战线，其首要任务是党的各级组织之间相互往来文件的传播、党的干部护卫、特别物资和经费的运输等。 1925年初，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置了交通工具，部署了交通干事。 这是党内第一家秘密交通工具。 1926年，改为新成立的中央秘书处的领导，被称为交通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在中央秘书处内设置了内埠交通科(又称内部交通科，内交科)和外埠交通科(又称外部交通科，外交科)。 到1928年底，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了全国交通网。 第一路线有三条。 一条是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 二是南方线，从上海到广州。 三是长江线，从上海到汉口。

土地革命战争在全国各地兴起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主义非常严重，革命根据地分散，交通事业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吴德峰在这种形势下担任了党内交通领导职务。 1928年底，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与他谈话，担任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科长，要求负责与革命根据地的交通联系。 吴德峰上任后，调整了原来的北方线、南方线、长江线，从各地选出干部，充实了交通局的力量。 两个月内，外部交通科健全中央和各地交通，形成了比较严密的事业体系，建设了循环的秘密交通网。

根据1929年中央秘书处的统计，一年内外交科发给各地的文件达5523份，各省经交通局发给党中央的文件达4687份，其中不少非常重要。 例如，1929年2月，中共中央致函红四军前委员会，提出“将红军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组织，分散在湘边境各乡村进行土地革命，深入挖掘”，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来到中央”。 毛泽东收到信后，在中央2月回复说“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过于悲观”，现在回答说应该采取“争取江西，兼顾福建省西、浙江省西”的战术方针。 之后蒋桂战争爆发，党中央稍稍改变了2月信的意见。 中共中央和红四军前委员会之间的信件往来是通过党内交通传播的。 没有党内交通，毛泽东的重要意见很少反映在党中央。

1930年7月，根据形势的快速发展需要，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建设交通枢纽，由吴德峰负责。 10月设立了中央政治局直属的交通局，合并了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交通总站。 交通局由周恩来、吴德峰等组成秘密事业委员会的领导，吴德峰担任局长。 在吴德峰的领导下，中央交通局很快通过了从上海党中央到中央苏区瑞金的交通线，然后穿过了湘鄂西、赣北、鄂豫皖等苏区的交通。 中央交通局成立后，在组织机构中绝对是机密、单线联系。 所有同志来上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传播所有信息和机密文件，输送所有重要物品，必须经过吴德峰的具体组织，亲自执行。

从事党内交通事业，一切行动绝对保密，要严格遵守纪律，决不可大意。 党内交通事业开始后，吴德峰就对领导人制定了《秘密事业条例》，严格了保密制度。 他进一步确认，对秘密工作“既不传给父母也不传给孩子”。 如果有人违反纪律，他就无情地批评了。 “错的是错的。 没有任何理由！ 敌人决不会因为你有理由就抓住你，不要砍你的头。 ”吴德峰不仅严格要求员工，对自己和家人也严格自律。 在上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经常在他家开会。 他总是安排后回避，夫人戚元德站看守时也不看，不听，不听。 吴德峰又对妻子说:“除了本职以外，不应该问的事情不应该问，夫妻之间也不例外，不应该知道，知道的越少越好。 否则，就会伤害别人，伤害自己，伤害组织。”

中央交通局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护卫干部。 从1930年开始，中央交通局通过各交通线护送领导干部到中央苏区，规模大的有三次。 第一届是1930年，为了巩固和扩大苏区，党中央派遣100多名干部到中央苏区工作，其中有项英、任时、徐特立、邓发、萧劲光、刘伯承、伍修权等。 第二次是1931年顾顺章叛乱后，党中央和在上海工作的干部受到严重威胁，贺诚、梁广、罗明、陆定一等相继转移到中央苏区。 第三次是1932年至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中央苏区，包括博古、张温天、杨尚昆等40多名干部。 前两次护卫行动是吴德峰亲自部署的，接下来的两次他也仔细安排了。

在1931年的转移行动中，周恩来、王首道、黄火青等人将从上海乘船前往汉口，通过汉口码头后面设置摊位的秘密交通点，转移到湖南株洲进入中央苏区。 但是他们出发后，吴德峰得知武汉出了叛徒，其秘密交通工具被敌人破坏了。 吴德峰崩溃，正确计算了三人船的运行时间，分头派拦截了他们，夷了险。 当时的那一幕真惊险。

1931年9月，党中央决定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先后转移到中央苏区。 为了保障这些同志的安全，吴德峰亲自分为地区、阶段，多次找相关交通车站负责人专门研究路线，引出忠实可靠、最有经验的交通人员护卫，必要的地方组织了武装交通护卫。 为了打前站，吴德峰先去中央苏区考察执行，明确了安全可靠的路线。 十二月，周恩来从上海出发到汕头。 吴德峰启用了他直接领导的汕头绝密交通站，安全护卫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

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还负责物资的采购、运输，特别是黄金、银圆、纸币和电信设备等。 1930年下半年，他亲自去鄂东特委会书记胡梓所取回重十斤的钱回上海。 周恩来称赞说:“大胆细心，忠于党，是党可靠的好同志。” 在处理苏区物资供应问题上，吴德峰创造并处理了开店的方法。 苏区缺乏什么物资，开什么店？ 交通人员不一定知道哪家店是我们经营的，但可以告诉他到哪里进货方便。 店里的人也不一定认识从苏区来的人，照常做生意就行了。 中央苏区药品严重短缺，交通局利用社会关系，在汕头开设了中法药店分号，名声和规模很大，暂时满足了中央苏区的需要。

在上海工作2年9个月是吴德峰革命生涯的重要经验。 作为党内秘密交通的创立者，他对党忠于革命事业，对同志热情，勤于工作，表现出人们的勇气和大胆的革命气概，为了保护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表现出党中央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领导西安情报事业

1936年10月，吴德峰与红二方面军一起胜利结束了长征。 12月，他到达陕北保安，被分配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局局长。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考虑到吴德峰有丰富的与敌人战斗经验，带他去西安参加谈判。 经过积极调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处理了。 在这个过程中，他协助周恩来做了很多工作。 之后，吴德峰本着毛泽东“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的指示精神，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吴铁铨以《工商日报》记者、国民党第38军高参的身份掩护，在西安组织和指导党的秘密情报机关，开展情报事业。

当时西安是敌我斗争的前哨。 我们党在西安有三个机关:一是具有合法身份的红军联络处，然后改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伍云甫主任。 二是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是半公开机构，作为欧阳钦被省党委书记。 三是直属中央领导的秘密情报机关，由吴德峰负责。 三个机构根据对象分别行动，而且密切合作，工作开展得很出色。 吴德峰领导的秘密情报机关最初设在兴隆巷的四合院，只有吴德峰及其恋人齐元德和公仆肖佛先三人。 1938年，内勤、外勤、机要、译者陆续增加，工作地点也从兴隆巷转移到曹家巷12号。 同居机构有陈养山夫妇、陶斯咏夫妇、蹇先佛、罗青长、忠友、肖佛先等。 大家都很适合亲戚和家人的关系，住在一起就像家人一样。

秘密事业的风险极大，总是冒着生命危险，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 吴德峰在西安工作时，在堂屋的佛龛洞里放了两把手枪，把子弹按在洞里，准备在紧急情况下采用，答应把妻子戚元德和最后的子弹留给自己。 他经常说:“间谍，只有在死亡期间！ 没有活着的时间！ 勇敢坚定的人只会被敌人拖累捐躯，贪婪怕死人，叛国者，组织决不允许。 敌人也只是看作皓皮狗来结束，永远没有好下场。 ’他打算随时为党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漫长的秘密工作中，吴德峰总结了对敌人比较有效的经验，无论斗争环境多么危险，他总是能冒险安全。 有一天，吴德峰和罗青长拿着装着秘密文件的行李箱在街上走着。 敌人突然在街的两端设置卡片搜索行人。 进退两难的时候，吴德峰马上走进街角的书店买了软皮碑文，打开箱子取钱把秘密文件放进字帖里，让店员用包装纸把字帖卷起来。 收书的时候故意付了一张大票，表示罗青长在等着找钱，他拿着书先走了。 罗青长离开书店时，看见他靠近哨卡等待搜索。 我看见他冷静地把手中的书举在头上，伸出双臂让敌人检查，结果吓得没有危险。

西安的秘密情报机关设置于曹家巷12日，之后13日突然住进了国民党特务机关。 有些同志建议搬家，但吴德峰认为不应该马上交换，应该利用“灯下黑”与敌人交往。 没有人认为共产党的情报机关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相邻，反而增加了保护伞。 有一天，一个间谍跟踪他走进曹家的小巷，他一动不动，直敲13号门，又热情地和开门的人搭话，以为跟踪的间谍是自己人就走了。 吴德峰监视八路军事务所的间谍也很有办法。 他让事务所的人举起装着大石头的两个木箱，假装黄包车夫的间谍在城里转来转去，把间谍累得直寻求原谅，再也不来了。 另外，拿着八路军事务所的人没有装胶卷的照相机，在门口和卖烟的间谍“咔嗒”拍了照片，强行让这个间谍跑去“照片”。

在西安，吴德峰忠诚党，把家族关系多而杂、易掩护的共产党员打入敌人心脏部门，开展秘密情报事业，建立了多层次、多立场的情报事业互联网。 在他的直接或间接指导下工作的有戴中溶、王金平、熊向晖、肖德、霍建台、王昭贤等。 戴中溶是陕西省党委书记欧阳钦夫人黄阇的哥哥，是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系毕业的高才生，为胡宗南训练无线电信员，建立无线通信网，是官居司令部的机要室副主任。 吴德峰经过调查审查，中溶经验多而杂，但思想进步，有革命要求，后来决定起用他。 咨询周恩来后，派遣黄颡斌工作，说服他把中溶利用的方便条件作为党的工作，派遣罗青长、王金平、赵耀斌等进行了联系。 熊向晖是我们党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秘密谍报员，职务是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肖德、霍建台等人打入敌特组织内部，分别充当监视敌特组织的搜查队长和八路军事务所的特务。

秘密工作需要与各方面的人物交往。 吴德峰对西安社会各阶层进行了系统、详细的调查研究，掌握了他们的政治观点、思想状况、生活习惯及社会状况。 经过认真的解体，他认为国民党内部存在左、中、右三个势力，呈现出两个小中间大的特征，中间派占大多数，是争取共同抗日的力量。 他以调查和解体为资料向党中央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吴德峰回延安几次，毛泽东亲自和他谈了半天，了解情况。 这为党中央制定迅速发展进步势力、获得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提供了重要参考。

吴德峰非常观察收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动态是秘密情报事业的重要方面。 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加强了反共。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之后秘密发行了一系列反共文件。 吴德峰及时向党中央报告这些信息，中央据此制作了《摩擦来自哪里》的小册子，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首次迎来反共高潮，要点地区为陕西甘宁边区、山西和河北地区。 吴德峰通过戴中溶的关系，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打击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为把握斗争的主动权提供了信息保障。

在延安指导信息和交通事业

1940年6月，吴德峰在西安的情况越来越危险，党中央派他到延安就任中央交通局局长。 中央交通局对外有特别的名称“中共中央农村就业委员会”。 实际上，农委会无论农村如何，依然从事信息和交通工作，首先负责敌后和国统区的交通，护送干部到晋察冀、华北、太行山一带开展工作，还负责部分国内信息工作，负责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

吴德峰上任不久，就接受了派遣秘密员工到西安的任务。 他带着一辆卡车刚培养的地下员工，包括发报员、译者、机器要人等在内，分配到西安就业。 发送途中，国民党的很多封锁和检查合格，到达了西安八路军事务所。 这些秘密员工分成全国各地后，吴德峰伪装成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高官回到延安。 这次行动是他西安秘密情报事业的继续。

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各抗日根据地需要很多干部，延安的很多干部也要在各地就业。 这是因为开辟从延安到各地的交通线迫在眉睫。 秘密交通是吴德峰的老本行，容易做了。 在他的领导下，农委会很快建立了从延安到内蒙古、新疆、上海、重庆、晋察冀、太行山、东北等地的秘密交通线，秘密信息交换、机密文件和物资运输、干部运输等业务也顺利开展。 吴德峰还组织员工在农委窑洞顶部设置了无线电天线，负责中国共产党中央和莫斯科的联系，通过内蒙古、外蒙和兰州、新疆往来苏联的两条国际交通线，确保延安和苏联的交通畅通

20世纪40年代前半叶，党内交通有几次重大行动。 一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部分突围的新四军指战员迁往苏北。 二是1941年至1943年全国各地第一是县团干部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 三是1942年刘少奇从华中局回到延安。 四是党的干部和优秀青年们从延安出发到各地单位。 五、向往进步、追求光明的青年学生、爱国民主主义者走向延安。 这些大的交通行动是在吴德峰和中央交通局的统一指导下进行的。

1942年3月，刘少奇一行从苏北回到延安，党内交通担任护卫工作。 刘少奇经由山东分局、湖西区、鲁西区、北方局、太岳区、晋绥分局，于12月末平安到达延安。 中途负责带路和护卫任务的党内交通，用接力的方法阶段性转发，横穿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103条封锁线，多次扫荡，遭遇埋伏。 在困难危险的行军过程中，党内交通人员协助部队，克服各种困难，圆满完成护卫任务。

在长期领导隐蔽战线的革命生涯中，吴德峰舍忘记了死亡，严守纪律，致密，濒临危险，许多阴谋善断，充分显示了隐蔽战线重要领导人的风采。 特别佩服坚定不移的信仰。 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其父亲和哥哥在湖北军政界有着有名的地位，但他为了救国拯救人民，毅然舍弃高官的厚禄和荣华富，投身于党的革命事业。 王震说，人们发动革命是被迫梁山的，吴德峰家财万贯自己上了梁山。 吴德峰和戚元德生了九个孩子，很多人送人，死了，失踪了。 他晚年说:“我家在中华民族存亡危急时，从《维新变法》经过《辛亥革命》，历经三代最后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拯救中国的革命真理。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富强，革命家的数量继续在前面。 你们必须继承烈士的遗志，更加努力地为之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