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应当站在怎样的立场审视道德这件事 ——访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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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息网年12月8日的新闻 (深圳特区报记者王玥)与以前传达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更容易创造出比较合理的现代道德文化。 具体来说，第一，市场经济与以往所有的经济格式相比，在人类过上好生活方面具有卓越的优势。 第二，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看，确保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平等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 第三，从制度构建的角度看，市场经济对构建具有现代道德文化的民主制度起着基础作用。

“现代中国发生的事情可以用社会变革这个词来概括。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傅鹤鸣将自己定位为“生活在这个大变革时期，从事道德理论研究的人”。 博士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在伦理学行业深耕多年的他经常发现中国现在的伦理学理论研究现状和现代中国人的伦理实际上产生了这个特别令人兴奋的时代和时代之差，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 他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总结成书——《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适应性研究》一书最近出版了。 这本书是《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七届)系列丛书之一。

道德文化的不符合性为什么会产生

什么是道德文化系统的不恰当？ 傅鹤鸣解释说，在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旧的道德体系已经不给力，新的还处于确立的过程中，变革不是一蹴而就，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道德乱象、道德问题，其实这都是正常的反应。 “很多人说你现在的人心不老，道德败坏。 其实，只要我们把历史镜头拉长一点，你就会发现这是普通的社会现象。 他继续说:“当然，不是说道德混乱本身是正常的，而是说变革中出现这些道德问题是正常的。 道德的崩溃也不是我们时代特有的社会问题，每次社会变革都会出现道德文化的不合适，春秋战国时代孔子也感叹过“礼崩乐差，周文累”，其实说的是周天下道德文化的体系不合适。 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是在进行道德文化的体系重建。

总体来看，以前传下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是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其经济活动的自发性、分散性和不足性等优势非常明显。 这对运河的挖掘、长城的建设、外敌的防御等巨大的公共性事务，必须依靠强大的公共权力来实现。 因为必须通过中央集权的方法来实现。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是结合当时经济现状的大统一的强权政治。 而且相应的文化体系是儒家文化。 “用伦理组织社会”是这种文化的写照。 儒家文化作为国家一体的伦理文化，其核心内涵是“三纲五常”。 儒家文化通过“三纲五常”使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人民的日常生活伦理化，从而实现了与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完全结合。 中国古代社会持续了近2000年，其深刻原因是社会结构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之间实现了高度的相互整合，功能互补。

“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儒家文化没有国家区别，重视民间行业和公共生活行业一体化的伦理文化，但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和平衡关系，显然以前传入儒家 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重建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取得以前流传下来的道德文化精华，除了取得其糟粕以外，更重要的是注入适合现在时代的新东西。 ”傅鹤鸣说。

现代儒家唐君毅在文化哲学著作《人文精神的重建》中提出了三个命题:人是人。 中国人应该是中国人。 现代的中国人认为是现代的中国人。 现代中国人应该如何以前流传下来进行现代和接受和转变，在概念上不是赶上时代的步伐和节奏，而是有生活的根据基地。 为了解决这个课题，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和把握现代中国发生的一切。 否则，我们的理论思考最终逃不过概念王国的命运。

二现代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如何实现

傅鹤鸣认为，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重建遭遇的社会变革时间始于1840年，中国从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之日起，无论如何都从以前开始走上了向现代转型的道路。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文明和中国农业文明的第一次“激烈冲突”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武装侵略和文化观念的巨大挑战。

“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被‘强迫’，可以说走着以西方文明为基准改造、重构中国社会的变革道路。 ”傅鹤鸣说。 从表层来看，中国本来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意识形态、人们的生活习惯性和生活观念等要素的连续性在强大的西方文明面前画上了句号，其实不然，以前流传的中国社会的各种要素是制度水平和管理者的主观 因此，中国社会出现了“二元社会”这一特殊的社会变迁图。

傅鹤鸣说，这里所说的“二元型”社会，不是现在通常意义上城乡差异造成的“二元型”社会，而是特别是以前传来的要素和现代要素、以前传来的中国社会要素和现代西方社会要素交叉共存而形成的“二元型”社会 这种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重建遭遇的外生型和“二元型”社会变革之路，相当决定了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重建之路不能“照搬”也不能走西方之路。 完全无视西方道德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也不能走完全排斥西方的“纯粹”中国之路。 其必由之路是走西方道德文化的会通之路。

总结一下，当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重建完成的时候，其实是现代中国“二元型”社会转型成为“一元型”社会的日子。 这样，包括道德文化要素在内的西方要素和中国本土要素也实现了真正的融合，历史上处理了长期困扰中国道德文化建设的“西化”和“化西”两个难题。

三“道德社会”比“道德人”更根本

傅鹤鸣表示，要进行道德文化体系的重建，必须首先建立“道德社会”。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城邦善”相对于“个人善”具有优先性。 傅鹤鸣说:“假设整个社会都是不道德的社会，让我成为道德的人的要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建立“道德社会”，必须首先构建道德经济基础。 当代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要取得真正的进展必须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上。 正如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解释的那样，经济人的市场行动被称为追求“一个人的私利”，实际上是实现“天下的公利”。

傅鹤鸣表示，市场经济比以前传来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更容易创造合理的现代道德文化。 具体来说，第一，市场经济与以往所有的经济格式相比，在人类过上好生活方面具有卓越的优势。 第二，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看，确保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平等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 第三，从制度构建的角度看，市场经济对构建具有现代道德文化的民主制度起着基础作用。

四法律必须接受道德审查

除了经济，我们谈论道德时，另一个概念总是随之而来。 那是法律，显然现代道德文化的重建也离不开法律。 傅鹤鸣认为法律一定要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法律必须接受道德的审查。

傅鹤鸣说，二战后著名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是促使人们考虑现行法律道德的重要直接原因。 在这两次审判中，战犯及其辩护人主张，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他们国家实际存在法的规定进行的，具有合法性，关于法律本身的善恶评价，不是他们的义务，而是立法者的义务。 这是因为对他们为执行法律而进行的事件不负责任。 检察官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他们遵守还是不服从当时的法律，而是在面对明显的杀人和野蛮罪行时，他们仍然有更高的义务，如果不履行其义务，就应该受到严格的审判。 基于这样的根据，纽伦堡国际法庭和东京国际法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作出了有罪判决。

“在法律上，我们有更高的要求。 这就是道德要求。 军官可以指示你瞄准射击，但开枪无辜的人时，你可以提高一厘米。 这就是道德。 傅鹤鸣说。

五抓精神文明就像抓住杯子里的水。

现代中国道德文化的构建有那些方法吗？ 傅鹤鸣回答说，构建道德文化的方法有很多。 例如，我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抓住精神文明建设参与了这个历史进程的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演说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 经济特区要反复“抓住双手，僵硬双手”，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方面都要提交优秀的答案。 傅鹤鸣说:“尽管总书记说‘双手坚硬’，但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变硬，可能需要比物质文明建设这一手更加努力10倍，这句话看起来两个是等量的，但实际上不是等量的。”

“抓住精神文明不像抓住gdp，gdp今年有多少，明年有多少。 这可以量化，但一体的道德水平提高了多少，无法明确表达。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代观念的成长，一个国家道德水平的提高。 ”傅鹤鸣说:“我经常开玩笑。 我觉得我儿子这一代的道德水平比我们这一代高。 他们对平等的理解，对社会公益的关心，可能和在物质匮乏的时代长大的人不同。 那是潜在的隐含。 ”。

傅鹤鸣说，抓住物质文明相当于把水杯放在一边，可以很容易地举起，但一放手就相当于抓住杯子里的水，抓住水不容易，抓不住实物，看起来像是一边抓一边流，但手 这个印记是有效的。

6每堵墙都可以养人，每棵树都可以养人

除政府外，学校也是参与当代中国道德文化构建的重要主体之一。 作为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傅鹤鸣深感学校教育对道德文化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座谈会上专门提到教育问题，对我们思政课的老师寄予很大的期待，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课程。 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我们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傅鹤鸣说。

傅鹤鸣说，育人应该是系统化的，而不是单兵作战。 “学校必须让所有的墙壁都能养人，让所有的树都能养人。 要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出发实践，落实书籍的概念。 生活不是名词的解释，只有让思政老师体会到教室里阐述的美德，才能真正达到育儿的目的。 ”。